的恩格德急忙抢话说道。
恩格德看出了皇帝的心思,只好跟着一起“利益均沾”。虽说是领罪。但偏偏在皇帝那句胡世安“任职礼部多年”之后,赶紧解释自己“今年五月才转任礼部”,摆明了就是给出了主要责任人的意思了。此刻的恩格德,全然没有几天前小玄烨初登御门下之时,向身旁胡世安求教礼部仪程的那份谦恭了。
福临这次连个语气助词也没有给恩格德,只是专注看着胡世安。耐心等着答案。
“臣自顺治八年任职礼部以来,已届四年余。如今朝鲜行商私贩御马东窗事发,料想绝非仅此一例,也不是仓促而就,定然是积习已久。幸亏皇上明察秋毫,皇二子涉险探查,才得以一探究竟。否则。臣还不知道要疏忽亵玩到何时!此为臣之罪过。至于如何定罪,还请刑部两位大人按律勘定。世安绝不推诿。”胡世安起身之后,认真说出开场白。
“但,恩大人所言锁拿朝鲜行使一行全部下狱一事,臣以为不妥。”胡世安没有搭理另一边恩格德的异样眼神,而是继续说道:
“一来,上国礼制,自古使然,即使是两国交战。还要不斩来使。更何况朝鲜乃是我大清臣国,我为天朝上国,不能以大欺小,这也是刚才皇上所开宗明义的。为今之计。臣以为可由礼部派员入同文馆之朝鲜别馆,一是给使团官员以宣慰安抚,二要申饬责罚他们不尊上国的恶行,三来,就要将那几名具体涉案的行商和书状官,一并押解至刑部审问。待一切水落石出、大白天下之后,方可请皇上颁严旨惩处朝鲜君臣人等。此诚为大义也!”胡世安此时才偷偷看了恩格德一下,在弘毅的理解,就是告诉这位“满尚书”:我把后续责任推给刑部了哈,别怪我不帮你!
“嗯,有道理。”福临还是不动声色,十分沉得住气,正要再行问询,却被十分突兀的一句话打断了:
“臣,刑部汉尚书刘昌,御前参劾礼部汉尚书胡世安,玩忽职守之罪。”
闻听此言,众人皆为之侧目!人家皇帝不是说了先不论罪,而是要先说事情吗?你这难道是搅局来的?
弘毅急忙定睛观瞧:说话这位六十开外,力气不太足,说话都有点颤颤巍巍了,而且样子谦卑,须眉灰白,看着就像是个“好好先生”、“和事佬”一般的人物,可为何就如此语出惊人呢?
“刘昌,朕不是刚说过嘛?先不论罪责,而是议办法。”福临表情有些不耐,言语却还是温文尔雅。
“臣明白。但臣身为刑部尚书,且为汉臣,就要替皇帝分忧解劳,更要痛改前非,彰显大臣之道,做一帮汉臣忠君事主的表率!”说出这种话的时候,此人居然义正言辞,连喘气都底气十足的。简直把上面的弘毅听得五味翻腾、脏腑扭曲——要吐!
不仅仅是台基上的小玄烨不舒服,就连下面站着的明安达礼都是猛地“哼”了一声,一脸的鄙夷。其余满臣,也都是十分不屑一顾的样子。汉人一个个噤若寒蝉,没有出面驳斥的意愿。
其实,身为尚书大臣,竟然有如此做派,也不能一味嗔怪这位“相煎何急”的刘昌大人。冤有头债有主,始作俑者,还是皇帝福临自己。
顺治十年二月,“任珍案”事发【详见本书第二十三章——算计老毛子】,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时任兵部尚书的明安达礼。但到了四月,以陈名夏、陈之遴为首的一群汉臣却“百般抵赖”自己在此案中的种种“不作为”行径,终于惹恼了皇帝福临。一番反复的上疏、圣谕之后,福临下旨说道:“朕览回奏词语全是朦混支吾,竟不身任咎过,更巧为遮饰!将有心之事,佯作误失。大臣之道,果如是乎?陈名夏、陈之遴等,有曾获大罪者,有革职者,亦有被论者。朕每从宽宥,使之改新。今复如此,朕之期望尽虚矣!且屡谕众官修省,奈何依然不改?踵袭宿弊一至于此!朕不时召见,耳提面命。将此恩遇,竟置何地耶?理宜从重议处。着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并六部郎中等官,即集午门外,严行议罪,作速奏闻,毋得延缓。”
于是众人就在午门外“会议”。会议的结果是:(陈)名夏、(陈)之遴屡获大罪,俱蒙恩留用。今复巧为欺朦,俱应论死。之后,职司耳目反依附。党类亦应论死。尚书胡世安、王永吉、刘昌,副都御史傅景星,科臣魏象枢、杨璜、高桂、姚文然、袁懋功、刘显绩,御史朱鼎延、冯右京、张瑃(等十三人)徇党负恩,欺诳巧饰,应流徙。
好在福临手下留情,最后定的处罚是: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等,深负朕恩,本当依拟,姑从宽典。著各削去宫衔二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陈名夏著罢署吏部事,自今以后从新省改。胡世安、刘昌等十三员免流徙,各降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
自那以后,这位明哲保身的刑部汉尚书刘昌就自觉与一班汉臣拉开了距离,再也不去“徇党负恩”了。这一做法的后果,就突出反映在刘昌主动攻击胡世安这个曾经的“友人”以示分道扬镳,以及明安达礼这位任珍案的直接受害者,对刘昌的极度鄙夷的一句“哼”上了。
弘毅努力忍住了自己要出马言语讥讽刘昌一顿的念头,因为他判断会有人出来反驳,会有汉人,也会有满人。因为,会议的风头已经从“满汉臣子倾轧”,大有转为“部门利益博弈”的趋势。
[1] 宁完我(1593-1665),清初大臣。字公甫。辽阳(今属辽宁)人。天命中降努尔哈赤。隶汉军正红旗包衣。历任内弘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太傅兼太子太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