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在树上喊话的布谷鸟（3）

在，赵干事想：就是回家耪大地去，我也得空着两手，有金元宝我也不惦记。

    126.当李火焰失去战友的时候

    最近的一些天，团结七队集体户的李火焰总是用最低的声音对自己唱一首不完整的电影插曲：

    当我失去战友的时候，

    好像那啷啷啷啷啷啷啷

    呵，亲爱的战友，

    你再也不能啷啷啷啷

    听我歌唱。

    歌词都忘记了，只有用“啷啷”来代替。

    李大焰想找一支笔。连续问了户里的几个知青，都说没有。最后去问一个女知青，李火焰说：“你刚下乡那几个月，像模像样地天天别一支钢笔，哪去了。”女知青说：“什么时候丢的连我都不知道。”李火焰说：“操，找根笔都没有！”

    烧锅集体户发生的事情让李火焰非常伤心。有些知青提议去烧锅看看，李火焰坚持不去。李火焰说：“谁离我太近，得小心点儿，和我好的人没什么好结果，李英子明白，她先走了。”每次说过这话，他就像猎人去欣赏自己的笼中猎物，看一眼拉小提琴的知青。下乡半年多以来，李火焰对这个人越来越看不惯，包括那只神经病一样、遇到硬物就疯狂当琴弦敲击一阵的细手指头。烧锅出事以后，拉小提琴的连琴盒都没敢打开。锦绣一带的人把县文工团简称为县团，李火焰就讥讽拉小提琴的知青是县团的。他说：“你那猫爪子成天挠的什么，你顶多也就进个县团儿。”拉小提琴的知青什么都不说，他心里有自己的打算，最近几天正准备溜回城里参加市杂技团的演奏员考试。他要忍耐。

    没有找到笔，李火焰出了门，又唱失去战友的歌。遇见来喊出工的妇女队长，他马上不唱了。妇女队长还是平时的打扮，大辫子盘在白布帽子里。现在集体户的女知青以为这是农村妇女的装束，她们都不戴帽子。看见李火焰，妇女队长想：他可不像刚下乡那时候了。妇女队长说：“今天去西地补种荞麦。”

    知青们都出门，只有拉小提琴的站在门口翻那本早已经被扯到了10月份的1976年日历。李火焰说：“县团儿的，你不下地，磨蹭什么？”

    拉小提琴的知青到地里，领了条装荞麦种的麻袋头，想去找一个农民搭伴下种。李火焰说：“县团儿的，咱俩一伙，你给我点籽。”拉小提琴的知青虽然极不情愿，也不好拒绝。他在前面撒荞麦种，李火焰守在后面，用那双解放鞋回荡着填土。解放鞋的前面已经露出了洞。李火焰一会儿说你快点儿，一会儿又说你慢点儿。拉小提琴的知青背上落了十几只苍蝇，李火焰捡土块打中他的后背说：“县团儿的，我发现你特别招苍蝇？”

    有人喊歇气儿了，李火焰顺着土垄原地躺下。他准备给那首缺许多词的歌填上新句子，但是，想不进去。他又坐起来，专心弄他的鞋，把鞋顶尖整块胶扯掉，这样，五颗脚趾头整整齐齐全露出来。李火焰想：多好！

    去填加荞麦种子的人稀稀落落都回到地里，只有拉小提琴的知青没来。李火焰继续躺着说：“县团儿的跟个娘儿们似的，扭扯得比谁都慢。”劳动的人们走远了，李火焰坐起来，四野里没有一个人，只有送荞麦种的骡子和车，青骡子扬着乌光闪闪的脖子看天。李火焰说：“该着我多歇一会儿，我不能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他重新又躺下。

    拉小提琴的知青跑回空无一人的集体户，把小提琴盒塞在残留着荞麦种子的麻袋头里，他头也不回地奔跑。这天是什么日子，旱道上总遇见人，这种时候，他要被迫慢下来。最后，他决定沿着旱道下面的田地跑，栽在旱道边的杂木们能遮挡他不被人发现。玉米、谷子、黄豆、高粱、糜子、苎麻，这些生长在北方大地上的新苗，许多都给拉小提琴的知青踩断。青苗们想：“这个挣命的鬼！”

    乘降所新来的大洋马正从火车路基上滑下，他看见一个抱麻袋的人靠着乘降所的墙蹲着。

    大洋马说：“你靠这儿干什么，火车都走了。”

    拉小提琴的知青说：“等明天那班。”

    现在，李火焰离开荞麦地，前面曾经是一片苗圃，树苗给挖走了，地凹凸不平地空着。李火焰先用两脚，再用两手把土地尽量抚平。然后，他坐下，想歌词。天上的云彩一朵一朵，像摆布安排好了的假纸片一样。李火焰想：谁把它摆得这么好，好像红卫兵拉练排队形，一律向前看齐，这么好的云彩，关玲金榜他们都看不着了。

    李火焰摸索到一块带棱角的石头，想一句就在土上写，很快写了巨大的一片，有起有伏，四面连上了这一年活灵灵的庄稼。最后，他给字们包围住。

    放工的人从远处过来，他们嘻嘻哈哈地问李火焰在干什么。

    李火焰大声喊：“都别过来！”

    人们给一次次突然来的坏事情吓怕了，马上都停在一片惨淡无光的夕阳里。

    李火焰说：“别踩了，那是我写的歌词。”

    1999年9月—2001年1月 深圳

    2001年2月28日 郑州改定

    后记一

    很多年来，我都不能忘掉我对七年农村生活的记忆（1969年随父母下放三年，1974年作为知青插队四年）。它自然而然地自我逐渐沉淀过滤着，在我和我的同代人这里，它终于越来越接近客观和真实了。

    1996年，我开始准备用长篇的形式写这段生活。在我以前，知青作品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我感觉，二十几年过去后，在我头脑中最终留下来的东西和以往作家们所写过的有许多不同。有些发生过的事情脱离了实效性，永远值得重提。

    我插队的后期，在东北农村的一个县知青办编辑知青报，名字叫《一代新人》。在三年的时间里经常下乡，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知青。因此我把我的故事设定在特定的空间—方圆四十里的一个公社，和特定的时间—一年的四个季节。在最前面，我画了一张假想中的公社地图，想让人看得更真切。

    作为一个多年来写诗的人，我的这个长篇遵循着以下几个认识：

    一、真正的生活本身经常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它们常常自然地散布、发生着。特别在那个年代，生活中充满了不可知。那是一段相当混沌全无条理的生活。

    二、我没有选择一个亲历者的角度，我和每一个阅读者一样只是旁观。事实上，对于那段生活，亲历者们不只经历了苦难，同样也有许多的欢快。他们自虐与虐人，被害与害人。

    三、这部小说里没有人物的外貌描写，我有意消解它。当我回想起那个年代，每个人的语言、服饰、环境，包括陈设几乎都是一样的。留下来的是一团强烈又怪异的气息。

    四、我想写一部充满了动作的东西。1975年，知青中曾经有这样的流言，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极有限，凡是“想”，我都希望它非常短促，简单到极点。而且想者包括了人以外的其他万物，因为生活本身是绝对公正和完全的无动于衷。人是本能地吃和睡，牛是本能地走和停，大地是本能地由绿到黄。

    五、小说中的对话，我全部使用了东北方言。方言是活的，能最直接地把人带进那个年代。

    六、设置一百二十六个小的段落，每段有相对独立的情节，看起来是散的。但是以我的理解，正是自然散碎的东西推进着我们充满变数的生活，任何年代都如此。活着就是个大故事，不需要再编织。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场由几千万人参与的人口大迁徙，与它的亲历者们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忘掉了也正常。但我一直认为中国70年代后期的知青生活有着相当复杂的内涵，想忘掉也难。应当有人以新鲜的手法，客观的角度，超越某一个人某一事件，更冷静地讲述它。在大约三年的写作中，我的目标一直就是这个。

    2001.6.11

    后记二

    这是一本直接写知青的书，写的是1975年到1976年间，北方乡村一个方圆四十里的区域里的知青们。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持续十几年，先于文革开始，晚于文革结束，涉及青年学生超过千万。70年代中晚期，这运动正呈现着它抗拒不了的特定命运和风格，虽然看上去也有特别的“生机勃勃”，可见任何严酷时刻，新生命的质感都不可能被真的压抑掉，只是扭曲变形怪异地挣扎着呈现，想夺走人的本性只有消灭人本身。

    任何一个时代的亲历者身在其中的时候，常常很难体会平凡的日子有什么特殊，很难有人能跳出日常生活本身去提炼它的特异和怪诞。

    写它的时候，我心里很明确，把力气用在细微的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借助它来还原、贴近那个年代的真实。动感、画面、方言、群像，随机性，让“死去了”的人物重新活起来，相信特定时代的荒诞和超越会被不起眼的细小们缤纷地带出来。

    所有本该存在的东西，那个时候其实都不缺，善和恶，快乐和悲哀，时尚和落伍，都以它当时特有的方式延续着。

    如果有一本当年的“诚实可信”的实时记录，比如日记，我会不加犹豫，借助或直接整理原始记录，我的首选很可能不是虚构一部小说。但是，那个年代几乎没有留下真正意义上的“记录”。曾经看过几本当时的日记，记录者虽然不同，风格、语言、思路出奇地相同，完全像出自同一个人，都是语录摘抄、自我激励、空洞抒情的集合体。一个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代，几乎消灭了所有的个人，消灭了可以信赖的“记录体”。我自己的经历可以为例，1966年读小学三年级，父亲总抽查我的抽屉，总在严厉警告不能写日记，他会查我写在纸上的任何字迹。他常说：日记就是拱手交给别人“整你”的材料，“整你”是他常说的话。

    这本书准备了好几年，动笔时候是手写稿，反复抄改，写了将近三年。第一次在北京出版恰好赶上非典，听朋友说，曾在堆满图书的库房里见到有工人在看这本书，朋友有点儿不解，感觉这书的风格应该不是库房工人的口味，但是工人说这书好看。时隔十年，它得以再版。感谢生活给我的全部。

    2012,8,3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