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胡同就在王府井大街东侧的繁华处,胡同内的王家花园曾是前清的体仁阁大学士拿桐的私家花园,然而朝代更迭,满人当初是怎么从关外来的,新朝开国后他们就怎么从关内回去。除了紧抱新朝大腿的贝子载振,以及光绪那一大家子外,其他满人的房产不分贵贱全由户部以四两一间收回。
凡是族谱上、或是前明的房契、或是其他什么文书、家信上,反正只要能证明当初满人入关时自己祖上在京城有房产,且有具体的住址房屋间数,其后人只需按四两一间的价钱到户部缴纳补偿金,那两百多年前的祖屋便又回来了。
国人做事总是认一些硬道理,洗劫满人财产这么一弄妥妥的伟光正,任何人都说不出半点毛病来。照这个办法,金银财宝以俸禄恩赏外的赃款名义没收,房产以发回前明汉人的名义赎回,‘满大人’几乎是光着屁股出了关,安排在集体田庄里。
满人如此,不少汉人也真的因此得益,稽疑院通过法案的当日,外城就有人拿着发黄破烂的前明房契前往户部认领,当第一张新朝房契登上报纸后,举国顿时轰动。然而毕竟是两百多年前的东西£→,,最终被认领的房产还不到百分之三,在这百分之三中,最出名的就是这那家花园了,当年身处贵州的王铁柱背着干粮、拿着祖传房契到京城户部喊冤时,认领风潮早就过去,那家花园也被分配给了海军做俱乐部。
房契如假包换。境况着实可怜(当时王家被满人赶出内城时,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四两赎买银子。包衣们入府一通打杀,全家就剩王铁柱曾曾曾祖一人以及一名老仆幸存。两人柴房里挨了一夜,次日就孤身出城,走的时候身上只带有族谱,其中就夹着房契。那时候江山倾覆,清军不久南渡,一直往南走到贵州两人才无望停下。为小主人将来生计,老仆临终前做主与当地一铁户订亲,王家由此入籍当地,世代打铁)。是以又是一桩古今奇闻。
感觉此事宣传价值的礼部文宣司当即一番建议,王铁柱次日就入宫觐见岷王。草民伏地痛哭、皇上爱民如子、外加还有天降横财,这种世人爱看的戏码当即感动了无数愚民,甚至于礼部电影局还编了一个剧本,为彰显愚民效果更把王铁柱的一个远亲侄子(此人是复兴会员,后壮烈牺牲)写成了他儿子。当然剧中王烈士绝不是为自家祖宅革命——人家当时还不知道祖上房产之事,人家是接受了复兴会的伟大真理,追随竟成先生、太炎先生,为天底下所有被满人压榨欺凌的汉人革命。
从此。那家花园就变成了王家花园,与王铁柱协商后海军依旧租赁西花园作为俱乐部,而王铁柱则成为花园的服务员,不但有了工作还能日夜照看祖宅。
神武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上午。身着西式礼服、胸别鲜花、站在王家花园的陆定夫妻正焦盼着远来的嘉宾,他们当然不去想脚下花园的故事,他们只盯着每一辆前来的汽车或轿子。只希望贵人都是自家请的宾客,以此好在婚礼上挽回些面子——要知道这婚礼王家除了露个脸、儿子身着新郎礼服外。其他一切事务、一切花销,全都由陆家在操持。如此低三下四送女儿上门倒贴。若是来宾品级再被亲家压的一败涂地,那以后女儿可就……
陆家的宾客中,于津京间最有名望的则是小曼的义父唐在礼——也正是他将王赓介绍给陆家的,但北洋一系在欧战后元气大伤,他本人又早早以少将军衔退役,只可算是落日黄花;除了唐在礼,外务部的曹汝霖也是能帮陆家撑面子的人,更何况他还带着五六名本部官员,当时这些人到的时候,陆定激动的满场乱跑,巴不得来叫几百宾客知道这是陆家的客人。
只是,曹汝霖前脚刚到,曾任波斯王国公使现在刚刚召回的王正廷王大人后脚就到了。因为力主建设西域——波斯铁路,使东海之滨可联通波斯海湾,因而被总理器重,这风头铁定是在曹汝霖之上的,所以他一到,陆定又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软了。之后到的是曹汝霖的好友章宗祥,品级虽不高,可关键人家是‘厂卫’——哪怕他只是西厂官员,在场的宾客也对他敬而远之,王正廷来后陆家下人堕下的风头又起来了。
可与曹汝霖到的时候一样,陆定还没高兴完,子爵詹天佑大人又到了,这可真是了不得人物。虽说詹大人前几年曾大病一场,若不是圣僧的佛门神药,怕早就……,且现在也不管事,可人家完全是尚书级别的来头,有他在,陆王两家的明争暗斗陆家当是彻底输了。眼见还有一个小时才开始婚礼,妻子吴曼华扯了陆定一把,让他入内去招呼来宾,最重要的是陆家那边也要去招呼——谁让自己人脉不如人呢。
陆定知道妻子注意多、手腕高,也就认命般的去了,可到了大厅,怎么也没看见女婿王赓,让仆人找不见只有硬着头皮自己招呼客人。陆定在西园女婿没找着,王赓却和一干好友在东园的澄清榭,他没有半点新郎官的焦躁和急促,只和诸人一起围着胡适说话。
“有章太炎以及他那班国粹党在,白话文是万万推不动的,这就是这几年我们得出的教训。”著名残疾人、西化分子、北大教授(副)、留美博士(假,论文大修)、公知嘴炮党总代表(副;杨竟成语)胡适胡大师煞有其事的说道。虽然前年上了y和尚的当,在海原一夜惊魂,可一年多的修养又让他回复了往昔的精神,此时,眼神深邃、举止坚定、思想敏锐的他正在酝酿在下一场文化攻略。他坐在轮椅上挥手道:“但办法总是有的,槱森的新诗将会让此别开生面!”
槱森就是徐志摩。他和胡适一直通信,前月刚刚从英国回来就被胡适叫道了京城。他一说槱森。大家都看向下巴上还没半根毛的徐志摩,被这么多人审视,徐志摩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胡适见大家这么看着徐志摩,立即咳了几咳,有些痛心疾首的道:“诸君,我们前往不要小看了习惯和语言的重要性!
有道是水土不服,中国要全面西化就一定要革除文言文,同时还要全面清除宗族、农历,同时还要更改国名。共和国也好,民国也罢,反正就不能是大中华国,更不能是中华帝国。这些要做的事情里头,语言是第一重要的!文字反倒无所谓,从小篆到行书,文字若不实行拼音,那改的意义不大。
什么样的语言便有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思想便有什么样的国人。医学上说病菌的生殖需要环境,同样,思想的生长也需要环境,唯有改变旧有的语言环境。文化才能革新,封建糟粕才能去除、自由民主才能生根落地。所以,在一切要改东西的当中。语言是第一重要的,只要攻破了这一关。那接下来的时代潮流便由我们这些人引领,这正是国粹党章太炎等人死守的原因。
国粹党为了迷惑民众。说什么‘书面用文言文、口头用白话文的习惯古已有之,文白两不相同逾数千年,根本没有改进之必要’。我们千万不能上当,假使事实真的如此,那也应该为反对而反对。以往,我们推行白话小说,比如豫山便写了好几篇白话小说,小说确实写的好,可报纸不让登载,那效果便完全没有了。
所以,短小又绝美的新诗一定能别开生面。为何如此?因为诗是可以口头传咏的,而一篇小说,那怕再简短也是无法传咏。那些老学究不是说文言文很俗吗,不美吗……”
说到这里胡适很不自然的扶了扶眼镜,当时在北大争论文言文白话文时,曾出过两件糗事。一是同为北大教授的黄季刚,谈到白话文和文言文那个更简洁,便举例说‘比如胡适老婆死了,家人发电报报丧,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那就要写‘你太太死了,赶快回来’九个字,电报费要多两倍’,此例一举,全场捧腹;
再一件就是为了回击黄季刚的例子,一次讲座上胡适说白话文比文言文更简洁,而后让学生举例,一个北师大的女学生站起说了个成语:‘无能为力’;胡适当即对之曰:四字太费,三个字即可,那就是‘干不了’,全场掌声如雷;可北大终究是坏人多,下一个学生直接念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请先生精简。胡适当即就傻了,一班支持白话文的人士也口呆目瞪,半响没有语言。
为何如此?原因在于,白话文也许可以比文言文更简洁,但它却无法表述文言文所能表达的那种语言美、意境美。不说文言文读来很多都是朗朗上口,就这‘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四种景物所构成的生命景象,便是穷尽所有白话文也无法表达的,因为这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描绘生命,而汉语言独有的音韵美和景像美也深藏于此。
白话文做不到,换成其他任何字母文字也都做不到。因为说到底,汉语、汉字它原本就是一副画,文言文一字一义,画画相接,于是成了一副景;而白话文只是字,字再怎么累计也终究是死物,它不是画,而是尺子,用尺子去测量生命和美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然,尺子一样的语言最后也可以精简成公式,比如:e=mc2,但这又是另外一种毫无人性的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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