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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章 ——大谈义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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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白折纸”可一点都不简单。

    张岁寒向弘毅说道,大清入关以来,天下日渐平定,国家政事也是日益繁多。盖承平之时,朝内衮衮诸公无所事事,乃于阅看外省各大吏呈递奏折时,挑剔其件中之破体字及与各种款式之不符者,以为尽心于国事也。大凡臣下呈递折件,字要工楷洪武正韵,尤当谨记本朝历代皇帝之庙讳,与天边皇、背旨、落地臣,种种之避忌。稍有疏忽,即被阅折大臣指出,轻则罚俸,重则降级,是以封疆大吏均皆引以为戒。故对于选用奏折,必须纯洁无疵者为上上品。

    张岁寒深知奏折关系官吏前程者甚大,对于此事十分留心,每一白折必经十数人之手拣选而得,稍有微细之墨迹即打入残货内存,故而其价格虽然比较他辅昂贵半倍有余,但却逐渐得到周边汉人臣子的信赖。因为他这“南纸坊”但凡售出的白折纸,绝无丝毫毛病,用主买去准可放心。天长日久,就连京城周边的各省疆吏,都会委派下吏入京成批购买,生意也是日渐兴隆起来。

    “看来张大人可是生财有道呀!”弘毅听完,感觉这张岁寒的确精于商道,而且分析判断能力不错,知道和自己一样的官员在这折子上,都有哪些特殊需要,而且能够抓住商机!单纯做一个笔帖式貌似有些屈才了。

    “总统大人!属下虽然经商,可即使如此,也不敢忘记孔圣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只是经营这些文房四宝、文雅用度,得几分小利而养家糊口,实属生活所迫,万般无奈罢了。于公务,属下定当尽心办差,不辱使命!”没成想官商通吃的张岁寒却像是被戳中要害一般,竟然义正言辞的来辩解。看来,他把弘毅的称赞当成了讥讽。

    “哈哈,谁说孔夫子不求利来着?”弘毅一下子来了兴趣。巧的很,作为后世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可对儒家的义利思想有过一番粗浅的研究,今天张岁寒这句话,勾起了弘毅要用后世的儒家解读来卖弄一下的兴趣。

    “君子唯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张岁寒引用了一句孔老二的经典名言,就不说话了。至圣先师的话你也敢否定?还真是鞑子的后代,尽管传得神乎其神什么“圣婴”,也不过如此罢了。

    弘毅看出了“张店长”的不屑,也不着急,慢慢说道:“关于义和利,其实儒家经典都有论述,你们切不可以偏概全。”

    “儒学乃是入世的大学,其关注的所在很多,义与利便是其中一个大论。何谓义?何谓利?义者,“事之所宜也”,关乎特定伦理、道德,是儒者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多指常人所需之物。如何看待义利二者?这义利观就事关重大!

    其一,儒家并非不讲利,而是认为利存在必定合理,这在儒家诸贤的论著中皆有揭示。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主持国政时应把解决子民的生计放在首位,所谓‘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子贡问政时,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孔子看重人民的生计,不过他存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并对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故‘罕言利’,对利持谨慎保守的态度。推崇‘民为贵’的孟子,也强调人民的生计利益,‘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指出君主治国应以民利为重。荀子也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性,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董仲舒也肯定了义与利相互依存的关系:‘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可见在儒家义利观中,讲利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义与利的关系,即二者孰轻孰重,才是义利观的核心所在。

    义与利的关系,包含着两重内涵。首先,在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之间,儒家强调三纲,家国大义至高无上,应限制自我私欲。其次,要做到居仁由义,求利之时,不能背义,要受义的制约,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正是此意。

    儒家之于义利,一直是重义轻利。孔子赞颜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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