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行一礼,亟亟往江边赶去。门口的左兵正犹豫是否该追上去,却不想傅山在山上学得道家身法,看似走得从容不迫,实际上步却不低,只在他们犹豫间已经拉开了距离。
那条渡船倒是还留在原处,艄公也不愿白白摇一程,在等这边的渡客。
傅山看到那船,朝艄公招手示意,足狂奔,跳上渡船,将一颗银子拍在艄公手里:“快过江。”
艄公适才就知道这位道爷跟官面上有往来,出手又是豪阔,当即撑船离岸,往江东而去。
……
崇祯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朱慈烺得到了左良玉的死讯,心中却没有丝毫愉悦。
左良玉一死,楚镇诸将是真正失去了约束,必然四下溃逃。这些乱兵或是落草为寇,或是祸害乡里,造成的损失实在无法估算。
现在更大的问题是粮食。
现在大明治下,只有山东勉强能够自给自足——前提是不负担苦役营和劳工营的粮食开销。河南、山西刚刚光复,要恢复粮食生产达到外销的水准起码得过三年。还有辽东方面和北直战场,粮食生产都处于极低水准。尤其是北直,基本都是打仗、支援打仗为主,下田干活为辅。
江南虽然一切都好,还是一副繁华盛世的模样,但这个鱼米之乡早就不能保证粮食供给了。因为烟草的利润是粮食的十倍,桑叶产丝的利润也能达到粮食的七倍。大量的耕地被地主改种烟草、桑树。从趋利心看,地主当然愿意自己的土地种满了烟草和桑叶。只要粮食价格不能上涨七倍,肯定是从外地购买更合算。
所以人说“湖广熟,天下足”,实在是因为全天下都指望着湖广。
左良玉虽然跋扈一方,形同藩镇,但好歹没有造反,比辽西将门也要客气得多。朝廷仍旧能从湖广拿到粮税,实在不够,用银子买点也没问题。现在这么一个集权人物一死,麾下将领各自为政。防区富裕的不想动的,防区贫瘠的要眼热,少不得互相龌龊,最终兵戎相见。
而且湖广实在没有能臣。
巡抚何腾蛟在历史上名声很差,虽然最后死得也算英勇,但他一手挑起了诸营内讧,断送了一次绝佳地将满清赶出关的机会,是个只会挑拨离间、贪功喜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人。
……
“此人一直跟着左良玉大营,真是浑浑噩噩不知所谓。袁继咸都已经派人送到了消息,而他身为巡抚竟然迟迟没有音讯。
朝会之后,内阁诸臣循例到了皇太子殿下的书房开内阁会议。朱慈烺拿出袁继咸让傅山带来的通报,对湖广形势表达了忧虑。
“楚镇之强的确不是他一个巡抚能够节制的,但连消息都不送来,实在难逃渎职之罪。”吴甡道。
孙传庭看了吴甡一眼。他刚好知道,何腾蛟一介举子,是刘永祚看中栽培的。而刘永祚是东林党人,又是吴甡老对头温体仁的同乡。这个时候顺着皇太子的意思附和一声,顺便就把罪定下来了,倒是不讨人嫌。
朱慈烺对于党争看得很淡,甚至不认同这些人属于“党”。他们完全是一种利益集合或是关系牵连,虽然有控制政权的朴素愿望,并没有统一、坚定的核心理念。这样的集团说穿了就是乌合之众,不攻自破。
一切的根源就在考成法。
之所以张居正的考成法没有杜绝后世的党争,一者是被后人荒废了,再者也是因为张氏考成法缺乏具体的数据标准,使得考功令史的主观意见便得太过重要,掺入了太多的非客观成分,反倒变成了党争时候的工具。
而朱慈烺的考成法却以客观事实为根本,尽量排除个人主观因素,所以就算有人要借此打击政敌,也不可能颠倒黑白。譬如吴伟业这事,若是最后他拿出了自己的确满足任职要求,那个攻击他怠政的御史很可能就要反坐。
朱慈烺道:“现在左良玉的死讯还没传开,先给他点甜头,让左镇诸将稳一稳。咱们先把北直的仗打完,然后慢慢料理湖广。”
“殿下,莫不然先加袁继咸湖广总督之职,压住左镇?”孙传庭自认自己没有结党的私心,故而也不担心这个时候举荐一方督抚犯了忌讳。
朱慈烺看了看李遇知和蒋德璟,见他们没有意见,方才道:“袁继咸德行操守足以堪任。如果湖广没有乱,他去安民布政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形势不明,恐怕有些不合适。我的意思是,派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去督师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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