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经听课
既然当了和尚,就得学习佛教典籍,钻研佛法,也就是修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寺院又是一座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当“学生”的僧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听讲经”,也就是“听课”。
中国的寺院修学往往是师徒传承的,这种习惯自魏晋时代就已形成。东晋高僧道安的师傅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和尚,法号佛图澄,能背诵经文数十万字,学识非常渊博。他的门徒也相当之多,前后差不多有l万人,难得的是质量也相当高,其中出了不少有名的人物。当然,最出名的就是道安。道安在佛图澄去世后,带领弟子400多人来到襄阳,后建立檀溪寺,一住10多年。道安除了自己注释佛经、写一些阐释佛经义理的著作外,还经常登堂讲经。他讲经的水平很高,虽然还不像佛祖那样能“天花乱坠”,但也吸引了四方的僧俗老少。
其实在道安之前,讲经已经是传授佛学的重要方法,但那时候讲经大都是说说经文的大概意思,听讲者没有太多收获。而道安既是精通佛教义理的高僧,又是位出色的教师。他讲经之前,要“穷览经典”,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而讲经时,对每一部经都要讲明其来龙去脉,作详细的注解。可以想象,听了这样的课程,一定有茅塞顿开之感。
自道安以后,讲经的制度逐步走上正轨。寺院在讲经时形成了一种“都讲”的方法。
什么是“都讲”呢?就是一问一答的讲经方法。讲经时,法师升座,坐在法师对面的就称为“都讲”。他的任务就是提问发难。法师则通过都讲的提问和疑难,来讲解经文,阐发经文的佛理。这种讲经方法可以使讲堂的气氛活跃起来,也更有益于启发听众的思考。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提问式”的教学方法。
与“都讲”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复讲”的讲经方法。复讲,就是法师在讲完经后,让一位得意弟子重新讲一遍。这种复述中包含着复讲人对经文的理解,并可及时提出疑难问题,把讲经引向更深的层次。
这种讲经法的创始人可能是道安的师傅佛图澄。据记载:道安生得很丑,黑漆漆的,所以被人叫做“漆道人”。但他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所以深得师傅的信任。师傅每次讲经后,都要道安复讲一遍。开始,众僧不服气,说我们听师傅的讲经理所当然,你不过是和我们一样的弟子,长的又那么难看,怎么有资格在我们面前讲经说法?于是故意在道安讲经时提出疑难问题。但是没有一个问题能难住道安。众僧这才心服口服。
南北朝时,讲经的制度受到佛门弟子的普遍重视,十分盛行。当时有位年仅二十几岁的和尚僧昊,他举办的讲经法会人山人海,在听众中,有名标当世的先辈法师,有山野都市各寺的僧众,还有俗家名士学子,等等。为了听经,寺院关门停止其他活动。四方前来听讲的僧人听众,一个挨一个坐着,终日而不知疲倦。其盛况可以想象。僧吴过了而立之年,讲经的水平更炉火纯青,俨然是一代宗师。
僧昊和法云、法藏并称为“南朝三大家”,另两位高僧也是讲经的高手。每讲一次经也都是听者云集,这里就不多说了。
隋朝初年,隋文帝征选天下高僧会集京城,选出其中25人,每人担任一门课程的法师,组成教化众僧的机构,听任众僧选择其中的一名高僧就学。这就是早期的佛学院了。除了这25位“国家级”佛学教授外,隋文帝还在京城的寺院中专门开设5门功课:涅榘众、地论众、大论众、讲律众、禅门众,安排精通这些学问的大师教授众僧。当时,僧人法应在实际寺有300多弟子,分别修学这5门功课,他们生活方面的供给则有官府保证。
讲经授学、师徒传承的修学方法发展到隋唐时代,逐渐演化成佛教宗派。中国的佛教宗派都是与师徒相承传习某种经典有关。比如天台宗,就是专门研习和发挥《妙法莲华经》的;而三论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等无不如此。就连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禅宗也不例外。禅宗始祖菩提达摩,就是以对《楞伽经》的研习确立禅宗理论;二祖慧可,三祖僧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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