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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远行之----明朝十六帝(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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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所以,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定陵宝城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到十七世纪初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 25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定陵方城明楼

    尚书、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由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论者谓:明之亡,实定陵地宫亡于神宗。”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神宗朱翊钧病逝,十月葬于定陵。300多年以后,他的坟墓定陵被发掘。1958年,在考古学大师夏鼐的指挥下,神宗的梓宫(棺椁)被开启。在厚厚的龙袍下面,掩藏着神宗的尸骨。尸骨复原后的结论是:”万历帝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量,头顶至左脚长164 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神宗的尸骨被砸烂、焚烧。这位曾经统治中国48年的驼背皇帝,终于化作一缕青烟远去。

    光宗朱常洛可能是明代历史中最不幸的皇帝。在他39岁的生命历程中,前20年是不受宠光宗像爱的皇子,后19年过的是战战兢兢的皇太子生活及短暂的一个月的皇帝生涯。他的一生,始终处于宫廷阴谋漩涡之中。他的父亲神宗偏爱他的异母弟福王朱常洵,而他则成为文官政府的官僚士大夫们拥护、推戴的对象。围绕着他和福王,官僚们与神宗进行了长达15年的拉锯战。他被士大夫们视作国家的根本、未来的希望。他也确实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执政生涯里,曾经令士大夫们欢欣鼓舞,欣欣向治。

    对于习惯于生活在皇权之下的明代大夫们来说,皇储是一个国家稳定的象征。皇太子是预备的君主,是国家的根本,可以杜绝旁人对于皇位的觊觎(jiyu)。我们应该还记得,宪宗在儿子朱祐樘6岁的时候就将儿子册立为太子;武宗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就接连出现宗室亲王图谋皇位的叛乱;世宗不立裕王朱载■为太子,皇四子景王朱载圳就始终有着夺嫡的幻想。因此,从万历十四年(1586)起,大臣们与神宗就册立皇太子一事展开了长达15年的拉锯战。许多大臣被生气的神宗罢黜,但是,册立皇太子的呼声却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皇太子正式册立为止。

    如果没有福王朱常洵,或者如果朱常洵的生母不是受宠的郑贵妃,大臣们也许没有那么敏感。在宫廷的地位升迁中,母以子贵或者子以母贵的可能性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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