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六个多月的抢工期,华历五年二月初一,平保河铁路全线开通,铁路全长三百多里,勾通顺天保定河间三府大部分州县,沿线还有很多需区,可以说,是一条沟通南北的大动脉。
由于考虑到铁路开通之初运量不太高,铁路只辅了单轨,只能单线行车。虽然只有单轨,不过各站之间还是辅有一些分岔道,让往來的火车交错通行。按照运行表,每日往來的火车來回各两趟,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加开一趟临时专列。
二月初五,万磊领着一干军政要员登上了第一列开往河间县城的列车,开展为期十多天的的“南巡”。万磊一行人先一路直奔河间县城,返程的时候再挨个视察沿途各州县。
与顺天府不同的是,保定河间两府的百姓并不是聚居在一个大城中,而是散居在各州县,虽然万磊有意于促使百姓聚居,不过相对而言,人口集中度还是相对较低的,这就造成了管理上的不便。
按照一年前的约定,今年保定河间两府将结束军管,由各级政府接管。在这一交接期内,难免不会出问題,万磊不得不放弃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闲适生活,出來视察,发现问題就马上解决问題,因为一开春,他就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边的战事上了。
随万磊一起出行的,除了北平行省的副省长刘运鹏之外,还有保定府的新任知府李兴汉和河间府的新任知府张自维等人,这些人年富力强,都称得上是政治新秀,代表了各方利益,同时也是受到严格培训的精英,他们清楚自己的职责与权限,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了然于心。
其实,保定河间两府经过一年的军管,秩序早就井然了,新的领导班子只是把治民权接过來,保证权力正常交接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建设,鼓励百姓发展生产,勤劳致富,毕竟民富才能国强,百姓生产的商品越多,政府才能从中收到更多的商税,才能养得起更多的军队。
与明朝的以田税、人口税和徭役为主的税收方式不同,北平行省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商税,其中关税最多,去年一年,就收了两百多万银元,差不多够军费开支了,加上一些关口收上來的商税,差不多够财政支出了。
另外,一些政府执股的企业也有分红,去年一年就有上百万银元之多的盈余。万磊当然不会让这些钱压仓库,纷纷转投到了各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之中,也算是一种政府投资,这能给政府带來更多的收入。有更多的收入就有更大的投资,这称得上是一种良性循环。
而明朝就惨了,由于连年战乱,不但中央财政吃紧,地方的赋税也缴不齐。特别是作为明朝赋税重地的苏松一带,刚刚经历过“海贼”之乱,沿江沿海各州县十室九空,这赋税更是收不齐了。
财政吃紧,明朝廷也沒其他解决办法,一方面只能拖欠军饷,另一方面只能向地方加派税粮,加派最重的地方就是四川河南山东福建和广东,这五个行省受兵灾波及不太严重,朝廷当然只能管这些地方要钱。
事实证明,向农民直接收取农业税比向商人收商税的阻力更大,也更容易失掉人心。农民辛苦一年才得这一点粮食,让官府直接收了去,这跟舀刀割肉沒啥区别。而商人这边把商税一交,回头把货物的价钱抬高一些,照样还是赚。
当然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税负最终还是会转嫁到平头百姓的头上,只是商税相对隐蔽一些而已。不过,商税不是说想收就能收的,在重农抑商这个大背景下,明朝是收不到商税的,只能用最粗暴的手段來盘剥百姓。
不只是收税的方式简单粗暴,明朝对税收的使用也是低效。明朝廷还沒有政府投资的概念,每年从百姓手上收到四千多万石的粮税,大部分留在地方供地方政府支用,押解到金陵的不会超过五百万石。
而这这几百万石的粮食中,大部分用于宗室和京官的俸禄,剩下的用于宫廷消费,宫廷一有闲钱,不是多养内官,就是广修宫殿,这些都属于浪费型财政支出。至于修河堤辅路等关系到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又通过徭役的方式再向百姓征派。
税收方式简单粗暴,徭役又重,明朝的百姓自然是怨声载道。换做是以前,百姓也只能忍了,不过现在有北平行省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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