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了的事情。”
“唉,慢慢熬吧,说一千道一万,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就是心里没个着落,总感觉规矩变了,没老爷在头上了,反倒有些不得劲儿。”
“贱骨头是吧?非得有人拿竹条抽才乐意。”
“滚!”
现在,工业革命给新生的工人阶层带来的种种改变,已经开始悄然显现了。
工业革命时代早期的工坊或手工工场的劳动,在许多方面都迥然有别于以自然经济为运行基础的农业社会劳动,就比如这些在化肥、玻璃工坊里工作的工人,除了以自身劳动换取每个月的工钱外,已没有其他任何收入来源。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下的农业社会,劳动一般是家庭劳动,也就是俗称的“男耕女织”,除了佃农以外,大部分的自耕农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手工业相关的生产资料,譬如桑树之类的.再不济,也有一些其他收入作为家庭财政的补充。
有不那么有利的一面,自然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相比较而言,从人身层面,工人比之佃农和自耕农,尤其是跟佃农相比,更加自由了,因为在农业社会里,劳动往往伴随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在工业革命后,这种关系只是金钱的购买关系,工场主出钱购买劳动力,仅此而已。
至于你下班后想干什么,是去夜市还是打叶子牌,没人管你。
当然了,如果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如果还有精力,似乎最合理的选择是——加班。
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最根本的是由工酬所带来的效用所决定的,在劳动者出卖劳动力获取工酬来满足自己需求的过程中,工酬会给劳动者带来正效用,也就是需求的满足;劳动会带来负效用,也就是体力上的损耗和身体、精神的疲惫,只有工酬的效用大于劳动的负效用,劳动者才会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酬的效用越大,劳动者所愿意承受的劳动负效用也就越大,其所愿接受的工作时间也就越长。
而在姜星火前世,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大多来源于失地的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如果工人阶层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往往就会面临饥饿的威胁,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非常低,当时的英国虽然也会给穷人一点点可怜的救济,但那也只能在陷入贫困的深渊时才有可能得到。
由于工人阶层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非常低,实际工资带来的效用就变得非常大,因为边际效用递减。因而,即使工资水平仅仅维持在最低生存线附近,工人阶层为了不被饿死,也不得不极其辛勤地工作。
但现在的大明,做工还是一件跟以前或许同样辛苦,但收入水平还不错的工作,所以工人阶层没有这种顾虑,在足够保证生活的前提下,业余时间更乐意去寻找一些放松,而不是继续加班。
除此之外,从工人们的聊天里能发觉的另一点显著特征就是,工业革命后的生产方式,最匹配的就是更加严格的时间观念,工人们对于每一天的衡量和计算,不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春秋季节或是二十四节气,而是精确到时辰,这种机械的规律,不仅与农业社会的传统时间观念相矛盾,而且对于这些工人,或者说尚未完全适应这种节奏的人来说,跟他们的天性是相冲突的。
事实上,为了纠正这种散漫、无时间观念的行为,工坊也确实将其作为了重点的惩罚项,工人们如果无视上班的时间,那么通常会被扣相当程度.最起码在他们来看很肉痛的工钱。
而夜市的出现,则代表着工人们的公共娱乐空间的极度缺乏。
这里没有广场,也没有宽敞的林荫路,或是相扑台之类的地方,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这些不算富裕的人们,消磨时间和娱乐自己的方式,似乎除了在简陋的,充满了脚臭、汗臭等各种混合气味的通铺宿舍里打叶子牌,就是出来在夜市这种地方逛逛。
至于河边的小镇,以他们拮据的购买力,还是很难消费的,那些都是留给收入要高出他们一档的工匠们去消费的地方。
但事实上,也只有在这里,在这种混杂着愁苦和欢快的夜市摊位上,姜星火才能看到,工人们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赚一份工钱糊口。
吃完羊汤,姜星火又带着于谦继续顺着夜市密如蛛网的小路走着。
姜星火在栏杆旁驻足,看着不远处那个卖烧鸽子的摊位。
这个摊位前排队和询问的人不少,但卖出去的却并不多,看来价格定得太高,不过摊主为了赚钱,只能继续卖力吆喝。
尽管生意惨淡,但摊主的表情却显得没那么沮丧。
当姜星火和于谦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摊主觉得,在这冰冷的寒夜里,有人在自己的摊前,这种感觉就好像突然被阳光笼罩了一般,心底莫名涌现了一股暖意。
摊主露出了憨厚的笑容说道:“哟,小伙子,买一只吗?”
看着金黄流油的烤鸽子,姜星火问道:“多少钱一只?”
“哈哈哈,小伙子,这里卖的不贵,50文一只。”那摊主咧开嘴巴笑了起来。
“你怎么不去抢?”
姜星火的话语是有道理的,明朝的物价,在没有后期大规模白银流入导致通货膨胀之前,一口小铁锅价值80文,一口大铁锅价值150文,一只鸭子价值30文,一只鸡价值40文,一斤猪肉价值18文。
不知道从哪里的林间打的野鸽子,个头也不大,一只卖50文,实在是贵的离谱了,怪不得没人买。
而这时,旁边却忽然有一个工人开口。
“小兄弟,今天这顿烤鸽子的钱,算在我帐上,我请客。”那人豪迈地拍了拍胸脯道,一付古之好汉的作风。
“这怎么好意思。”于谦连忙摆手拒绝。
那人却笑呵呵说道:“小伙子,我看你儿子眼馋得很,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就别推辞了。”
说罢,他也不等于谦反应,就把装有烤鸽子的罐子递给了他,并笑吟吟地说道:“我家里也有个闺女,长得可漂亮了,跟这孩子配得上。”
于谦闻言一阵无语。
“那好吧,多谢您了。”
姜星火接过瓷罐子,顺便低头朝于谦使了个眼色,让他别推辞了。
于谦会意,笑了笑,双手把瓷罐子拎了过去,说道:“那我们就不客气啦。”
“小兄弟是附近的人?”
姜星火“在镇上做账房的,听说这里热闹,就来看看。”
那工人又东拉西扯了几句,神秘兮兮地低声问道:“你听说过摩尼会吗?”
来了!
姜星火本以为这是什么白莲教的分支组织,理所当然地表露出了一丝兴趣,但又有些茫然。
“没听说过。”
但随即事情的走向却跟他预想的似乎有些偏差。
怎么说呢这人口中的“摩尼会”,却并非是什么宗教组织,而是有点类似工人互助会?
如果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讲,任何“理性人”都应该以个人或集体的自愿方式,进行储蓄和保险,从而以便为事故、疾病、老年等可预知或是不可预知的需求作好准备,但实际上是,穷人在个体层面上,没有能力和意愿进行必要的准备,也缺乏相应的知识,所以往往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困厄时,就会显得毫无抵抗之力。
而遵循着“有寻求就有市场”的原理,这种互助组织自然也就应运而生了。
事实上,一个冷知识就是,社会保险这个东西,就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层的社会互助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姜星火前世,工业革命时期,贫困现象可谓是触目惊心,底层人的生活境遇异常悲惨,而在走投无路之时便自发组织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助组织——工会、友谊会、共济会、丧葬会、募捐会、销售合作会等等,来共同对抗贫困和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这些组织里面,最为普遍的就是友谊会,这也是原始社保的雏形,一般情况下,友谊会会员在定期缴纳一定数量互助金性质的会费后,在遭遇失业、疾病、年老或贫困时即可向协会申请领取一定数量的津贴。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各国才在社会互助活动的基础上普遍建立起了强制性的养老、疾病、工伤等社会保险,形成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利国家大规模兴起,才有了现代看到的那些东西。
而在如今的大明,工业革命刚刚起步的年代,出现这种组织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了,这种私下组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就是.会不会变成庞氏骗局?
这是很有可能出现的事情,组织者拿了底层人的钱财搞互助,最后携款跑路。
姜星火在大概了解了“摩尼会”是个什么组织以后,并没有深入研究的兴趣,他留下了50文钱后,带着于谦礼貌地告辞。
“或许应该查一查。”
于谦跟个小大人一样,认真地思考后建议道。
“缺乏的是相应的制度。”
姜星火沉吟片刻说道:“我在大明行政学校,曾经讲过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蔡京医药的变法,而今天看到了被冻死的乞丐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如果用货币手段,来初步建立起商业化的互助组织,或许会比官府来做要强一些。”
事实上,在姜星火前世的带英,就给出过解决方法,只不过是反面教材。
带英的《济贫法》,目的更像是剥夺人的尊严,而非物质援助手段该法规定一切救济只能低于社会上的最低工资,只能在监狱般的济贫院内提供,而且要强行拆散丈夫与妻女,为的是惩戒贫困,并防止他们繁衍下一代。
不过怎么说呢,《济贫法》因为太过缺德,所以从未完全履行过,因为凡在穷人势众力大的地方,他们都抵抗这种极端措施,可是带英在缺德这方面,是从来不让人失望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英国人中至少有十分之一,都属于要靠《济贫法》领取救济的穷人,而这些在带英本土混不下去的,一般都被《济贫法》逼迫的润去了殖民地。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济贫方法,显然是跟姜星火一贯的理念背道而驰的。
但目前以大明朝廷的组织能力、廉洁程度,想要搞整体的济贫,那跟天方夜谭简直无疑,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历朝历代没有搞的原因,一是规模大搞不起,二是没这能力。
所以开展受大明银行监督的商业保险,反而更靠谱一些,毕竟钱庄还是可控的,或许会有这样那样的不便,但再怎么说,保险业只要能正常发展,一些起码的保障还是能做到的。
而且钱庄的商业保险,也能控制规模,毕竟这是自愿的事情。
不管怎样,可以预见的是,私下的互助组织是不可能断绝的,工人们对于商业保险,也必定会有本能的抗拒,一部分人会宁愿选择手头多存些工钱。
不过无论如何,给大明新生的工人阶层多一种选择,也是好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