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领导层,大半都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比如黄兴,在武昌起义之前谈论兵法滔滔不绝,被同侪认为是同盟会中第一武将;结果在汉阳保卫战中,被北洋军打得落花流水,差点爆出翔来。其他会员也大半是言语胜过行动、热血超过才能,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指望他们能踏踏实实办教育、兴实业,还不如相信母猪能上树!
在真实历史中,孙中山就曾以修铁路为名向袁世凯索要了不少钱,结果铁路没建一公里,那些公帑也不知所踪。
孙元起又说道:“相对于投资实业,兴办教育更需要魄力。毕竟实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年投资或许明年就能获利。而教育呢?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可能有些夸张,但十来年时间总是需要的。像兴办中小学基础教育,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获利,还要不断往里倒贴钱。可是谁也无法否认教育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国家民族!”
在亚洲,几个典范的西式民主国家如菲律宾、印度经济发展一直相对萎靡,而不少强权统治的东方式国家如日本、韩国、中国等却都迅速富强起来,无数专家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因素加以分析,试图找到产生差距的根本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略,那就是经济发展前期的快速提高国民文化水平。
正如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本名“桂小五郎”可能更为中国人所熟知)所说:“我国(指日本)人民与美国人、欧洲人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在于有没有受过教育。”所以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倡导全民教育,在几十年间就创造出一个没有文盲的社会。日本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很快成为资本主义强国。
随后的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中国大陆也都遵循这一范式,在经济腾飞之前大范围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为后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相比之下,菲律宾、印度等国义务教育质量和水平都非常低下,很多贫穷的少年儿童得不到正规的教育,无法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只能一代又一代沦落在佣人、贱民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就可想而知。
“尽管兴办教育影响深远功德无量,但花费巨大、回报甚微,而且取得什么成绩也会归功到我这个教育总长名下,显然中山先生和同盟会不愿意干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活计。于是他们便用‘启蒙’来取代‘教育’。”孙元起随即又解释道:“这里所说的‘启蒙’,可不是咱们中国传统教育幼儿、传授基础入门知识的启蒙,而是西方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启蒙’。启蒙与教育相比,教育的实施者一般是普通教师,而启蒙的实施者是思想精英、公共知识分子;教育传授的内容一般是书本上已有内容,而启蒙宣传的内容是当前社会缺乏的内容;教育一般偏向于知识技能,启蒙偏向于意识理念……从这几个角度上来看,‘启蒙’明显比‘教育’更高级、更伟大!”
陈训恩道:“在属下看来,启蒙和教育都是让人接受新知识获得新进步,本质上两者并无太大区别。”[]重生之大科学家33
孙元起笑道:“确实差不多,但其中的细微差别足以能让人觉得‘启蒙’比‘教育’更高级、更伟大,这也就足够了!不过话说回来,现今中国也确实需要一场真正意义的启蒙运动,来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恢复人『性』,提倡人道主义,提高国民素养,以适应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形势,而不是一味的要求国家进行改革。但对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的重任,敝人却表示相当的怀疑!”
陈训恩道:“属下觉得,大人自光绪年间以来创建经世大学、编纂全套教材,以润物无声的形势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提高国民素养,这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何待同盟会此时再来倡举‘启蒙’的旗号?”
孙元起摇摇头,有些惭愧地说道:“虽然敝人在传播科学方面做出了些许成绩,但科学只是启蒙运动中非常狭窄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由理念、民主思想、共和政体、议会制度等内容,这些敝人却从未涉及,对它们也是一知半解。”
旋即孙元起又有些自得:“尽管敝人知之甚少,但同盟会诸人也未必就比我高明到哪里去。这也是我怀疑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重任的根本原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