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在山东、河南、直隶站稳脚跟。如何比得上孙百熙半年之内翻云覆雨,便占据西部四省?还有我们!
“我们同盟会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就在日本成立,更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光绪二十年(1894)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克强先生组建华兴会。这么多年来,同志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举义赴死,才推翻满清恢复中华,可谓居功至伟。结果呢?我们手中不过两三省之地,在内阁影响还不及组建数月的新中国党。一念及此,便令人愤懑欲死!”
黄兴叹息道:“《孟子》中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大抵如此吧?”
孙元起此时若是在边上,定要狠狠鄙视宋教仁、胡汉民、黄兴他们一番:如果袁世凯说我获取西北之地有侥幸乘势的成分,我也就认了。你们革命党有什么资格挤兑我?
想想这些年革命党的举动,除了四下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外,就是时不时地派百十个年青人演一出揭竿而起的闹剧。在清『政府』统治还算稳固的时候,试图让几十个热血上头的年青人造反来推翻满清『政府』,这种想法实在有些异想天开。而这种以卵击石的举动,除了让年青人前赴后继献出生命之外,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彰显革命和革命党的存在。
要说自己是乘势而起,革命党就更没有资格了!至少在辛亥革命以前,自己已经是学部尚书、内阁大臣。而革命党那帮人呢?湖南都督焦达峰是清『政府』通缉犯,沪军都督陈其美是上海滩流氓头目,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云南陆军小学总办(校长)。而从床底拖出来就任湖北都督的黎元洪,之前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在都督中已经算是贵不可言了!
尤其是宋教仁,虽然曾担任华兴会副会长、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但却从未在『政府』中就职过。当初孙元起担任湖北提学使的时候,还曾聘请他当湖北法政学堂的教习。如今孙元起是内阁教育总长,他也成为农林总长。相比之下,究竟是谁发迹更快、腾达更速?
于右任突然说道:“在下听说,原先侵占山西全境的北洋第三镇已经渐次东撤,晋军都督阎百川将由大同返回太原,并且有改弦更张的打算。不知消息是否属实?”
宋教仁神情一黯:“大致不差!去年年底,袁项城趁着南方兵荒马『乱』、我们无暇北顾的时候,派兵由娘子关、平型关两路入晋。阎百川手下那些新招募的士兵,如何是北洋劲旅的敌手?只一照面便溃不成军,十多日之间山西全省便大半沦陷。当时阎百川曾南下向我们求援,但我们与山西之间横亘河南、直隶两省,实在是鞭长莫及;而且一旦派兵,就会破坏南北之间来之不易的和谈,所以我们只有闻言抚慰而已。
“后来他又向孙百熙求救,他们之间毕竟师生一场,而且正好袁项城急切想把京师附近的第四十七混成协和飞机撤走,于是孙百熙便与袁项城达成协议:袁项城撤走侵入山西的第三镇,孙百熙撤走京师附近的第四十七混成协和飞机。这才有了今天的这番局面。正因为如此,阎百川对我们同盟会没有及时伸出援手颇有怨怼之心,加上孙百熙对他恩同再造,故而他现在开始倾向新中国党,并准备在太原成立新中国党山西分部。”[]重生之大科学家328
胡汉民顿足骂道:“孙百熙着实可恨,只此轻轻一举,既满足了袁项城的要求,又使我同盟会在北方失一重镇,还平白捞到山西省地盘。亏他还被全国青年视为‘当代圣人’,行径如此卑劣、心思如此阴毒,哪有半点为人师长者的模样?”
众人都知道胡汉民是强词夺理,不过却没人为孙元起分辨,甚至部分人还大声附和起来。
孙中山道:“在山西这件事上,终究是我们没有尽到救援同志的职责,对不起阎百川在先。我们既然不仁,就不能怪人家不义。而且孙百熙如今是内阁教育总长、新中国党党首,在西部诸省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们同盟会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忽略孙元起的势力,必须要妥善处理好与新中国党的关系,尤其是在当下我们处于劣势的时候。所以这个过节我们还是就此揭过吧!”
大家这才安静下来。
黄兴借机说道:“中山先生,同志们已经在院里恭候许久了,我们还是早些进去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