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的处理。
无论怎么说,在清朝以前,中原对西藏的关系除了和亲就是羁縻,谈不上什么有效而直接的管理。只有到了清朝,中央zhengfu才开始涉足西藏的权力分配,并且越来越重视。到了晚清,原有的藩属都丢弃干净,对西藏的控制却更上层楼。
孙元起所能找到最早的邸钞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就在该年正月,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提出十九项改革措施,在西藏推行新政。随后,驻藏大臣联豫在西藏开办藏文中文传习所,还有白话报馆、施医馆、商品陈列所等一系列公共基础设施。
到了1908年春天,朝廷已经注意到西藏上层僧侣中存在明显分离主义的倾向,更是加强对西藏的经营。一方面任命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准备入藏;一方面要求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与赵尔丰密切配合,西藏所需各种费用由四川随时接济。清廷罕见地采用兄弟搭班的方法,避免出现互相扯皮推诿、倾轧构陷等状况,让人、财、物各种接济均能落到实处。
西藏上层僧侣自然不可能坐视朝廷排兵布将而无动于衷,马上对赵尔丰进藏提出异议,并设法阻止。朝廷为了避免矛盾激烈化、表面化,只好对意气风发的赵尔丰喊了一声暂停。但另一位驻藏大臣联豫继续小动作不断,又在西藏成立陆军小学堂,调四川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的毕业生为教习,名义上是训练新式军队,实际上是培养亲朝廷力量。
就在这一年九月,经过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多次请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终于允许他来京觐见。此次进京,土登嘉措除了表忠心外,还有许多小心思,比如窥伺西太后和皇帝的健康状况、与外国在京势力相勾结。当然,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争取获得单独奏事的权力。
按照清初的规定,西藏所有事务必须先禀明驻藏大臣,再由驻藏大臣代为向朝廷转奏。如此一来,无论是、班禅,还是活佛、噶厦,都得蜷伏在驻藏大臣的脚下,不敢随意叫板。因为他们在朝廷中没有任何话语权,所有的是非曲直都要经过驻藏大臣的嘴巴才能上达天听。同一件事,不说添油加醋,即便是原原本本,“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之间还是有许多猫腻的。
一旦土登嘉措有了单独奏事的权力,他就可以把驻藏大臣一脚踢开,利用奏事的权力对各种事务指手画脚,把西藏这潭死水彻底搅浑,让朝廷辨不清黑白,自己从中渔利;而且西藏的上层僧侣和贵族也不用再去讨好驻藏大臣,因为团结在土登嘉措周围也能达到同样目的,甚至可以获取更大利益。
西太后是人精一个,自然明白土登嘉措肚里的小九九,干脆利落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不久后,西太后驾鹤西去,土登嘉措贼心不死,再次让理藩院代奏,要求获得单独奏事的权力。不错,刚即位的宣统皇帝是小孩,不懂事,可军机处各位大臣不是傻子呀!于是朝廷再次拒绝了土登嘉措的请求。
或许正是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更加坚定了土登嘉措的反叛之心。离开北京后,便派人与俄罗斯、英吉利两国勾结,寻求援助,购买军火,准备起事。
驻藏大臣可不是吃干饭,很快就发现土登嘉措的不轨行迹,并迅速向军机处。军机处随即向赵尔巽、赵尔丰兄弟发电报,大意是说:西藏位于中国、俄罗斯、英法殖民地之间,土登嘉措首鼠两端,你们必须做好准备,保证祖国边疆安全。最终也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兵,所以你们招募士兵时,不要怕花钱,枪械用最好的,饷银给最多的,一定挑选最可靠的精兵,时刻准备进藏!
在1909年8月初,乘着夏季冰雪消融,奉命入藏的川军共1700人从成都出发,在赵尔丰的边军掩护下向西藏进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910年的2月12日抵达拉萨。就在同一天,土登嘉措化妆逃离布达拉宫,并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到印度。
抵达印度后,土登嘉措上书英国zhengfu,请求它们向清zhengfu施加压力,使西藏恢复独立自治,并帮助自己重回拉萨。这个套路是不是很熟悉?如果你觉得熟悉,那是因为十四世喇嘛丹增嘉措在五十年后又把这个情节重演了一遍。要不怎么叫转世灵童呢?套路一模一样!
在土登嘉措叛逃之后,清zhengfu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曾派人请他回国。土登嘉措还盼着英国干爹帮他“光复”河山呢,怎么可能接受清zhengfu伸过来的橄榄枝?朝廷也够硬气,马上下诏:
“著即革去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并著驻藏大臣迅即访寻灵异幼子数人,缮写名签,照案入于金瓶,掣定作为前代喇嘛之真正呼毕勒罕,奏请施恩。俾克传经延世,以重教务。”
朝廷的意思很明白:不信没了张屠夫,就要吃连『毛』猪。既然朝廷能立喇嘛,也能废除!既然你逃了,那就别回来了,我们再选一个人就是,反正西藏那么大、人那么多。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还不好找么?朝廷说到做到,虽然之后没有另外选定继承人,但直到清末,都没有恢复名号。现在的名号,还是民国元年土登嘉措回国后,民国zhengfu予以恢复的。
土登嘉措在印度苦等了几个月,得到英国zhengfu的答复是:英国不能干预中国有关西藏的内政。——果然不愧转世灵童,不仅套路一模一样,连结局也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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