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了丰海岛海战、黄海海战,北洋水师广甲、广乙、远、来远、超勇、扬威、平远八艘战舰被击沉或自沉。此时威海港内,只余镇远、济远、广丙、靖远、镜清、寰泰5战舰以及21艘辅助舰船。“难能可贵”的是,济远号连续经历两场海战,竟然只受轻伤。管带方伯谦在丰海岛海战后,恬不知耻的上书李鸿章:“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寡不敌众仍炮伤敌船。”妄图把王国成等水手的功劳变成自己的。随后丁汝昌致电李鸿章:“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这才让李鸿章下令嘉奖击伤吉野的王国成、李仕茂一千两白银。在黄海海战中,方伯谦再次退避,僚舰广甲随逃(后搁浅自沉)。济远、广甲两舰自行溃退,不仅给军心造成极大打击,而且扯乱了整个北洋舰队阵型。此次方伯谦的借口是:“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驶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战”。不过这次李鸿章没在听信他的,下令海战第二日将其斩首。
黄海一役中,曾经傲视亚洲的北洋水师遭到重创,军中人心惶惶、士气低迷。为了鼓舞将士,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数次向李鸿章建议,要求带水师出海探巡,无奈被李鸿章一一驳回。对于北洋海军的实力,李鸿章的估计还算比较客观,他认为,中国海军弱于日本。早在黄海海战前,当丁汝昌请求带海军主力出海探巡时。李鸿章便说:“此不过摆架子耳!”并反问丁:“人皆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如何判定海军的强弱?李鸿章特别强调军舰的航速,他说;“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由于“快船不敌”,便得出了“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地结论。李鸿章看到了北洋海军本身的弱点。有其面对现实的正确一面。但是,以弱胜强亦是兵家常事,问题是要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克敌制胜的作战方针。而李鸿章却提出了一条“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方针。北洋舰队每次出海游巡前,他总是指示丁汝昌。须相机进退”,“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并警告丁:要对坚船“担保必无他虞”;否则,“致有意外疏失,定惟水师是问!”这样极大地束缚了海军的手脚,使其处于单纯防御的被动挨打的境地。李鸿章的“保船制敌”之策,实际上是用虚张声势来吓唬敌人地办法。根据他本人的解释。其办法是:舰队“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他甚至相信:“一月内必须往来两次,则我局势稍固矣。”不久,他也感到这个办法不灵,深“恐日本大队船尾追入北洋”,所以又告诉丁汝昌“此后海军大队必不远出”。这样一来,连“猛虎在山之势”也谈不上了。黄海海战后,李鸿章更是信心全无,自称:“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因此,他又提出:“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从令海战。”并指示丁汝昌:“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明确地表示要避战保船。
李鸿章的保船之策,正合日本人的心意,因为北洋舰队龟缩威海港,他们正好能够源源不断的将陆军运抵朝鲜,从容的布置兵力。黄海海战后,日本联合舰队集结南下,数次对威海进行试探性攻击。虽然没有占得什么便宜,不过北洋舰队也被堵在港内无法出海,如今整个渤海、黄海已经没有了中**舰的身影。定远号管带李爽见此情形,只得上书朝廷:“倭寇阻塞,定远难以进港助战,暂避南通候命。”这一避就是一个月。与中**队的被动不同,从1894年9月中旬至十月中旬,在联合舰队的护卫下,日本第一军30000全部在朝鲜登陆,并且迅速向鸭绿江南岸的义州集结。十月中旬,日军两个师团已经与中国丹东、九连城、虎山一带地驻军隔江而望。此时,驻扎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除了从平壤败退回国地淮系四军,还45营奉天、黑龙江驻军,:30400。单从兵力上看,双方旗鼓相当,不过清军新败,而日军却胁胜利之威而来,士气可谓天壤之别。另外,这些守军里派系繁杂,有淮军、奉天留都守军、黑龙江守军等等,各处军队编制不一,战法不同,将领之间也缺乏协同。为了便于部队管理,朝廷下令“除依克唐阿一军外,所有北洋派赴朝鲜各军及奉省派往东边各营,均归宋庆节制。”依克唐阿是满洲镶黄旗人,官至黑龙江将军,他手下部队很大一部分是满人,可见朝廷还是难以接受汉人来指挥满人军队。这种愚蠢的决定,让军队里同时有两个主帅,加上原来宋庆与淮系其他三军的主帅又是平级,谁也不服谁,战事生乱已经埋下伏笔。
从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北洋水师的官兵每天躲在军港里听着港外炮声隆隆,积蓄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他们再次联名要求出海应战。针对北洋舰队的状况,李鸿章拟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第一个措施,是任命洋员马格禄帮办北洋海军提督(总参谋长),试图“以洋人之战技压服兵勇”。马格禄是英国人,本为拖船船长,在天津大沽间驾驶拖船,对海军战守一窍不通,更谈不上什么“战技”。此人嗜酒如命,终日沉溺于醉乡,以酒徒而闻名。李鸿章轻信了德璀琳的举荐,委任他帮办北洋海军提督。对此,马格禄的同事英国人泰莱评论说:“以斯人而当斯任。实乃可悲之蠢事。”第二个措施,是奏调南洋水师主力舰只到北洋助战。
自中日开战以来,全国各省几乎都有北调参战之士卒,其中还包括四川的部队,就连张之洞都得到圣旨,要求他整编驻鄂练军,随时北上应战。张之洞自从与袁世凯“交好”以来,在武昌大兴钢铁冶炼、军工制造等洋务项目,旗下5000“自强军”是步枪)、编制与袁世凯的新军一致。不过自强军再强,也难敌两江新军。在全国抗日地时候,唯独拥兵6的袁世凯没有得到任何指示,战争初期有人向光绪建议“调南洋数舰到北洋听差,以壮声势。”,光绪竟然毫不犹豫的驳回。其实袁世凯没有得到圣旨,已经在他的预料之中,其中原因有二。其一,战争初期,李鸿章以及光绪对淮军地战斗力过于相信。他们同时也相信“北洋可守一隅”。时有李鸿章上奏曰:“派赴平壤各军,皆系鸿旧部。练习西洋新式枪炮多年,战力颇强。”在海军方面,李鸿章虽然判断北洋水师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不过一来他一直与袁世凯紧张,因此
调用刘铭传的福建水师,二来他也曾对手下说过:“可一战”显然他还是对北洋水师获胜抱有一丝希望地。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光绪与李鸿章都已经开始防备袁世凯。由于袁世凯曾经挫败法**队,而后又在两江广施新政,军功、政绩卓着,民间声望已是如日中天。在两江。袁世凯被百姓称为青天,甚至连李鸿章老家安徽都有“青天一来喜鹊啼,李家一来刮地皮”的民谣(李鸿章家族在安徽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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