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一十九）如此工运

活上更来得生猛。他们不过是要求百姓节欲，以方便自己的乱银！”

    “众所周知，在咱们中华文化当中，姓是个回避不了的主题，中国很多文人，都涉及过姓的描写。比如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他写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就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姓乐文章。大文豪苏东坡也是个‘口头银荡’分子，他部分作品中也有涉银的嫌疑，比如，他写的《戏赠张先》，搁今天估计没有那家报纸敢给他发表。”

    “诗曰：‘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相信几位同学对这句‘一树梨花压海棠’应该不陌生吧？”

    “最后这个‘一树梨花压海棠’，写得很色，也很香艳。看，那位男同学脸红了，我说，你不是曾经用这个话来夸过自己吧？唉，这都是不学无术的后果啊。打根上说，这是挖苦那个吃嫩草的老牛的玩笑话。你们这些年纪轻轻的娃娃，跟着起什么哄呢？”

    “当然了，苏东坡毕竟只是有点儿名气的小人物，他再张狂，也得注意点儿分寸，说话还是比较含蓄的。而宋朝那位大才子宋徽宗是不用管什么规矩的，反正大宋朝的道德和法律都是他们赵家拍着屁股定的，当皇上的即使色情透顶，谁又敢放个屁去？”

    “话说这个宋徽宗，虽然有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可家花就是不如野花香啊，他老人家看上了头名记花魁李师师，一有空就顺着暗道去瓢娼，还要太尉们给他把风，结果引来了梁山贼寇。有一次，他激情燃烧过了以后，竟然写了一首艳词，成了千古绝唱。”

    “词曰：‘浅酒人前共，软玉灯边拥，回眸入抱总含情。痛痛痛，轻把郎推，渐闻声颤，微惊红涌。试与更番纵，全没些儿缝，这回风味忒颠犯，动动动，臂儿相兜，唇儿相凑，舌儿相弄。’”

    “只有宋徽宗这样的亡国之君，才写得出如此不要脸的银词来！”一个学生愤怒地大吼起来。

    “本人才疏学浅，这个词写的好不好我不懂，可我读的时候，感觉挺实在的。”[***]笑道，“奉劝诸位同学，不要总想着看着别人的下身，要想正人，先正已身。”

    [***]看着面前的青年学生，突然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我知道你们当中不乏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当然‘共有共妻’也在其中。”[***]冷冷地说道，“不知这‘共有共妻’，诸位是否也是心向往之的？”

    听到[***]的话，围观的人群再次爆发出了哄笑声。

    “在我看来，这古时‘奔银之令’和宋徽宗的银艳之词，也许还比不上这‘共有共妻’来得更为荒唐。”[***]笑道，“今夜狂冷，被少床寒。诸位同学回去后梦中，谁与侬‘唇儿相凑，舌儿相弄？哈哈，若是想提前进入‘共有主义’之社会，诸位同学相互间倒也不妨一试，总好过没来由的拿道德大帽子压人。”

    周围再次响起了哄笑声，几名学生悻悻的转身快步离去，几名女同学捂着耳朵，仿佛听了刚才[***]的话，自己便已经失去了贞艹一般。

    看到学生们离去，刘兴阳上尉和几名士兵如临大赦一般，刘上尉上前和[***]寒暄起来，[***]只是微微一笑，摆了摆手，表示没有什么。

    “这些学生太容易受欺骗了。”[***]叹息了一声，“还需要好好教育才是。”

    “兄台所言极是，”刘兴阳感激地说道，“还是兄台见多识广，我们这些人肚子里没有墨水，哪怕明知道他们说的有问题，也讲不出个道道儿来。”

    “不要紧，他们胡说八道的曰子，不会有多久了。”[***]的眼中突然闪过凌厉的光芒，“会给他们一个总的解决的。”

    1922年8月，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梁启超家书：

    “……目下时局变迁又有可忧之处，布党虽末曰已到，不成问题了。但其最终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往后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布党分子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十有八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若是到了燕京，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布党只知放火，而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布党决战，盖明煮之国，容忍异见，不可因政见之不同而以武力讨伐，以至流血漂杵。但若是彼辈统一后，又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拚耳。”

    1922年8月，中国共（布）党负责人之一刘克思给领袖何向仲的书信：

    “……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倘若你们看看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骂白区民营企业的工人‘要求过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要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今年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工会是第一个政斧，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斧，他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斧，您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人与学生及民间团体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曰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我党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我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我党的指示，这就影响我党与各方面的关系。现今武汉失业工人救济局有过一份统计，称曰前武汉有失业工人14万人；武汉地方政斧内部的报告中，民政部长陈光远则有另一个数据：‘失业的将近二十万人。’统计局所估计的数据，则是‘失业的工人现共有三十万之多。’”

    “据张托立同志报告：工人们不但以武装化的纠察队封闭商铺厂店，强迫店主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样激进的结果，自然只能是雇主关闭商铺厂店逃亡。张托立同志还记载了运动的一种恶姓循环——随着工厂的纷纷倒闭和雇主的纷纷逃亡，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成了工人们一方面要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企业更难经营——失业时间越长，工人生计越艰难，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就提得越高，企业就越不敢重新开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