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论一贯以之,都是只说大略,少谈具体。
重论点而轻论据,更不会有详实清晰的数据。
刘钰的这一篇策论在形式上没有太过惊骇,大体还是延续着之前的套路。
只是这内容,实在叫在场的人难以评价。
没有一句仁义之言、更无半句德政。
连王霸夹杂都算不上,从头到尾都是霸道。
久久的沉默,皇帝不说话,也没人愿意率先发表自己的意见。
刘钰的这篇策论,分明是说收复西域根本没资格自比汉唐,只能算是前朝设立了辽东都司罢了。
李淦之前被刘钰的一番惊人之语吓唬过了一次,已经有了足够的抵抗力。
只是连他都没想到,刘钰的这篇策论会这么写。
上一次刘钰是从的三世之说,谈到了天下已经不复是宋明之前的天下概念了。
这一次则直接用白银问题的实例,和古籍经典一点都没关系的地方,直接阐明了他的观点:国朝的天下观,该变一变了,天下是整个地球,而不再是曾经的东亚了。
若天下的概念变了,那么大顺也就不再是天朝了,而是这个没有天子登基的天下中的一个诸侯罢了。
既为诸侯,自当用霸道。至少,诸侯争霸的时候,无人用儒。
好在大顺官方用的儒学是事功学派,讲究王霸并用,这若是放在前朝定然是难以接受的。
李淦知道他是要先做声表态的,便道:“朕读,见武侯行事,偶有所悟。”
“史称武侯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此实申商之术也,不纯用德政。”
“然武侯治蜀,邦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所谓有仁德之心,而用申商之术。”
“本朝王霸并用,若论起来,就是以霸道、行王道。这和武侯治蜀的道理是一样的。”
“行霸道,是为了兴王道。”
他先定了个基调,拿出来诸葛武侯,扯虎皮做大旗。武侯这面大旗足够大,若想反喷,就得先论证武侯是奸贼,谁敢这么论谁就是作死。可武侯又确确实实治蜀的时候用的霸道,而非王道。
虽然李淦心里想的是要用霸道,可总要用王道做个幌子。
即便用了永嘉永康的浙东学派为正统学问,可怎么说也是儒学的范畴。义利之辨不是墨家那一套纯粹的功利,而是必须要把利藏在义的大旗之下。
北儒一派的加平章事对此也是认同,便顺着皇帝的话道:“臣以为,陛下所言‘以霸道、兴王道’正是正途。”
“如宋时朱熹评王荆公:意欲富国强兵,然后行礼义;不知未富强,人才风俗已先坏了!而王荆公以必先富国强兵,然后可行礼义。这其中的区别,便是用霸道而兴王道?还是内圣而外王?”
“朱熹所谓‘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积累到熏蒸洋溢,天下无一民一物不被其化’,其言听起来似乎有理,可细想来,却是空谈的学问。”
“教化自然是要教化的,但需得内无战祸、外敌降服。否则正教化着呢,金兵到了汴梁城、东虏攻到青州府,难道要用教化退敌吗?以策论所言,我朝断还没到可以安然教化的时候。”
“天子者,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如今这天下周寰八万里,陛下居于中国,教化四夷,此昭昭天命也!”
“非以霸道不可为之。然陛下本心,还是为了兴王道。霸道不过术尔,亦是武侯有仁德之心而用申商之术意。”
“是以这篇策论,虽少仁德,却可用其术。论及见识,又的确给人启发,虽不言醍醐灌顶,但亦可算有所得。”
“况且,科举以王道、武德宫以霸道,王霸并用,此太宗遗训。臣以为,这篇策论,倒可算作史论之魁首。”
大顺既用事功之学,又小范围内复三舍法,这王安石的评价在官方层面上,是比之前几乎快要与秦桧并列的程度正面了许多。
北派儒学在反理学之外,也有很大程度受了王安石新学的影响。
策论多篇,第一论的史论外,便是有制之兵的兵法策、内外轻重的政策论。
一共三篇,既有了第一篇的例子,众人也都看过了后面的,相较于第一篇来说,虽然观点依旧犀利、破题点依旧偏锋,但总算没有第一篇那么大的争议。
所有的争议都在第一篇,北派儒学的平章事在大局上还是看的清的。
本身他们又有“复古井田”的想法,虽然这是个不可能达成的愿望,可是策论后面关于移民减少人地矛盾的说法,正说到了关键处。
见识过北方流民遍地的景象,也知道那是一种怎样恐怖的破坏力。如果官方能够支持移民,他们也是支持的。
况且如果真的能够不加赋而国用足,那又何乐而不为?
反正开拓南洋,和北方的关系并不是很大,民众几乎不会增加负担,又可以有钱支持移民。
北方经济远远落后于东南,如果能够拿出一条新的财路支持北方移民计划,的确是一件好事。
再者策论只不过是策论,又不是国策,也未必是说国家就要这么做。也不是科举策论,要讲文采讲经义,霸道太多,亦非不可取。
皇帝既然已经表态说,要兴王道,必要先用霸道,这等于是为今后的争论铺了一条路。
选郎官本就是以皇帝的意愿为上,这是皇帝的直属力量,平章事们也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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