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没出现,倒是都破的差不多了。
从孔孟到阳明,各家学派互相喷,互相拿着放大镜找不足,真真的群魔乱舞八十年。
除了不敢否定“儒”这个绝对的政治正确外,打着儒学之名的各种学派结社立说,各显其言。
大顺官方摆出姿态,要用宋时的永嘉永康学派,事功之学,这几年才总算是止住了思想的大混乱。
可这也只是表面的平静,平静之下,暗流涌动。
朝中有西法党与守旧党之争,也有北儒和南儒之争。
永嘉学派诞生于工商业发达的浙东,悲愤于靖康之耻和南渡不北伐,又极为事功,认为义利之辨需要细究。
等到大顺选用其为官方意识形态,整个国朝的环境基础又和宋时完全不同了。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南北边各自都有对浙东学派的解释,互相都不认为对方是对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不会错。
北方人目睹了明末土地兼并的可怕,亲历了空谈心性的无用,见证过失地流民的惨剧。
北方派颜元痛斥“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提倡直接跳过宋儒理学,复归到原教旨的春秋之儒。
甚至认为作为儒生,要“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率以肄三为程,讨论兵、农,辨商今古”,不但要学诗歌礼仪,还要学数学、打拳、身法、武术、兵法、农学……
但在土地政策上,见识过北方流民之苦的这一派,是有激进复古“井田”的想法的。
尤其是一些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圈地运动等见闻、带来了《乌托邦》等小册子后,这种恐慌更甚。
即便不可能全部复古井田,但最起码的抑制兼并等要做好。
不允许大规模雇工,也不允许工商业过度发展,以免出现大顺版的羊吃人。不过总算还没复古到封建封君这一步。
对于朝廷以事功学派为官方学问,北方学派也是支持的。
认为“如果陈亮的学问能够大兴,虽然不免夹杂霸道,非是王道,但至少苍生能幸运点。可惜是朱熹等人的学问大兴,以至于朝代交替,世道沦落如此。”
对于朝廷在武德宫试行三舍法,北方学派也认可。
认为这复古复的还不够,也不应该只在基本盘里试行。
应该复到范仲淹庆历兴学时候的苏湖教法,学堂分经义斋和治事斋:学校既要教经义,还要教兵法、治民、算学、水利、天文、农学、击剑等。
以经义为主修,以治事为辅修。
主修经义加一门选修辅修,必须都合格才能晋级。
从而让每个读书人学成之后,就能干正事,而不是整天就知道辩经,正事啥也不会。
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颇有些砸碎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意思。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朝廷养一套做基本盘的三舍法,已经耗费太多。
若是全国兴学,搞分斋教育,只怕要把户政府尚书大人的裤子当了。
没钱。
至于南方学派。
他们扎根于经济发达的江南,那里的萌芽已经有所体现,他们对于浙东学派的解释,更趋近于“农商一体、发展工商、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甚至有一些人认为,国家应该进行币制改革,一方面试着复用交子纸币,另一方面也应该适当学习西洋人,铸造银币。
至于开海、通商这些事,他们也是支持的。
当然,他们也反对收重税,更反对皇家垄断经营。
对“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这件事,他们说的更加直白:
什么狗屁义利之辨、本末之争?不过是一些人想要掠夺国家财富以为私用。如果说抑商真的是为了义,也就罢了。但看后来的表现,把商人之利掠为己用,这哪里是义呢?分明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却要说是为了义,真是既当又立。
至于是哪些人……倒也没说的太直白。
但问题在于他们暂时也还是破而不立的阶段,对于经济学处在一个模糊朦胧的概念。
再加上他们其实不反兼并,认为兼并之后的人可以从事工商之利,这在此时就有些过于激进。
这要是敢用,北方可能又得吃他娘喝他娘。
这种经济基础差异产生的南北之争,成为了两方争夺“浙东学派正统注经人”的根本矛盾。
大顺是见过兼并之后流民遍地的,也是靠这个起家的,南方学派也只有个朦胧印象,根本没成体系,自然不敢用。
文华之盛,始在江南,财税重地,有钱文化就昌盛。
北学派与南学派双方矛盾日深,不管是对外政策、贸易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等,都各执一词。
至于官方意识形态到底选哪一种,到现在仍旧没有定性。
这种明末的思想大解禁和大混乱,至今还没有结束,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正统学问。
破是破了,立却未立,况且有宋元明数百年,理学深入之深,纵然前朝有心学解开了禁锢,本朝又兴事功学,终究扭转起来没那么容易。
就像是王阳明的心学,他可以悟道,可后来学心学的,很多都学歪了。
大顺借华夷之别启用的事功学派,在明末极力宣扬南宋学派兴起时的复仇主义,加上理学的残余、心学的扭转,在儒林中完全变了味。真正的实学难学、立功太难,喊天朝上国睥睨四方的口号却简单的多,立国没几年,夸夸其谈之辈渐多。
天佑殿里的人,总算好些,都是独木桥上杀出来的人精,但也乱的可以。
除了俩勋贵武德宫将臣,剩下四个,一个北派的,一个能上火刑架的以耶补儒的异端天主教徒大儒,一个南派的,一个心学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