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底的时候,有关周士相即将领军北伐之事,已传遍大江南北。长江沿线,不时有奸细来往,将南都的军情传到北方。清廷得知这一消息后,满朝俱是惊慌,却是束手无策,只得催逼鳌拜尽快将吴三桂叛军赶出中原,尔后抵御北伐太平军。
五月二十七日,谨身殿大学士袁廓宇上书定武帝,为齐王周士相请“黄钺”。
“黄钺”乃是以黄金为饰的斧头,为历代帝王专用,唯有重臣征伐,帝王方特赐,即代天子出征之意。
大明开国以来,并无黄钺一说,臣子若是出征,有赐尚方剑,以示代天子征伐。持尚方剑者于平日并无权力处置任何官员,也没有权力斩杀平民,但于战时却能斩杀犯军令者及五品以下官员,称“先斩后奏”。
若双方都持尚方剑,则双方都无处置对方之权力,需报请朝廷处置。当年袁崇焕便是因为擅杀同样持尚方剑的毛文龙,引得朝野非议,最终埋下日后的杀身大祸。
相对尚方剑,黄钺威权极重,可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处置任何官员,而不必报请天子。换言之,假黄钺者,权力俨然等同天子,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故甲申以后,哪怕南明局势日益危急,也无黄钺赐下。直至清军三路入滇,昆明危在旦夕,永历朱由榔迫于形势,方不得不赐李定国黄钺。
永历死后,李定国手中的黄钺自是不再具备代天子征伐权力。定武登基以来,也仅仅是赐了周士相天子剑,并无黄钺赐下,因为黄钺意义实在太过重大。非不得已,万万不能下赐臣子,因为历朝历代,凡臣子持黄钺者,最后多半就是王朝的终结者。
现在作为朝野公认的周党核心袁廓宇奏请定武帝赐黄钺于周士相,自是让人不得不怀疑背后动机。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为周士相称帝自立造势——先假黄钺,再加九锡,最后取明自代。
首辅郭之奇反对赐周士相假黄钺出征,他在内阁对众学士道:“齐王代天子出征,赐尚方剑即可,不必赐黄钺。”
定武帝也将袁廓宇的奏疏留中不发,虽然他没有对这道奏疏发表过任何看法,但留中不发的态度已然表明皇帝心中根本不愿赐下黄钺。
很快,率团回返南都的大学士丁之相、工部尚书张长庚、学部尚书扶纲、库部尚书杨在等人也纷纷上书定武帝,请天子赐黄钺于齐王,以事北伐。
不到三天时间,南都为齐王请黄钺的奏疏多达一百六十七道,内阁六部、大都督府、宫务院半数以上官员都支持齐王假黄钺。
可是,面对朝廷大半重臣都为周士相张目的情况下,定武帝仍是不允。
很快,南都发生的请黄钺风潮迅速向各地蔓延,并且愈演愈烈。六月初,各省督抚纷纷上书,指出北伐在即,为让齐王专事征伐,恢复故都,驱逐鞑虏,朝廷有必要赐下黄钺。免齐王北征之时,有宵小作崇,破坏北伐大业。
两广总督宋襄公、广西巡抚邵九公、湖南巡抚赵四海、福建代布政使桂永智,江苏巡抚蒋国柱、安徽巡抚蒋和、江西巡抚李之粹等一众地方督抚的表态,使得请黄钺的风潮达到极点。
六月九日,自归国之后向定武帝奉表之后便再未发声的晋王李定国,巩昌王白文选联名向定武帝上书,请为齐王假黄钺。
闽亲王郑袭早在几天前就和朝臣们一起为齐王请过黄钺,顺亲王李来亨因为正在攻打开封,对南都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故没有上书。
郑袭的上书或许不会让世人太过震动,但李定国的上书份量却是极重,以致首辅郭之奇不得不进宫面见定武帝,君臣二人商量是不是赐于周士相黄钺。
南都发生的权臣争黄钺之事,自是瞒不过清廷和其它势力的眼睛。
索尼等人得知南边的君臣正在僵持,不由大感庆幸,因为这场君臣相争的风潮只要僵持下去,清廷受到的压力就越小。只要太平军的北伐被拖延下去,清廷就有机会获得喘息之机。
吴三桂也收到了南都的消息,他对长子吴应熊和谋士方献亭说道:“贼秀才终是露出狼子野心了,唐王若是不想束手待毙,这黄钺就万万不能赐下。”
方献亭道:“王爷说的是。我闻贼秀才在江南制造大案,滥杀官绅士子,因言治罪,早就不得人心,其势之所以张狂,无非是凭借手中强军。但物极必反,无有公器在手,贼秀才所为便无法理基础。若持黄钺,则效果不同。我看贼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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